中华历史文化精神绵延五千年乃至七千余年，前后至少经历了五次大的和合交融。总体而言，中国文化精神首先通过先秦诸子百家的交融汇归而奠基，这是一次内部交融的时代，促成了兴盛的汉代文明；汉代的经学开启了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并与外来的印度佛学交融，汇成隋唐佛学体系；印度佛教与中国古典智慧内外相结合完成了中国本土化，产生了气势恢弘、包罗万象的中国特有的禅文化体系，形成了辉煌的唐代文明；后又经儒释道合成之禅文化、与理学及心学等内部相互交融，一直到现代东渐之西学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交相辉映，并与新经济时代西方科学文明及商业文明再一次内外融合，最终将促成今天以及未来百年间的中国文明新的复兴和光大。

内容提要：

中华历史文化精神绵延五千年乃至七千余年，前后至少经历了五次大的和合交融。

第一次是诸子百家―荀子―汉代经学之间的内部交融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约570年时间。

中国文化精神通过先秦诸子百家的交融汇归而奠基。春秋战国时期，道、儒、墨、名、法、阴阳等诸家思想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最富生命力的智慧，极其灿烂的文化都在这个时期繁荣昌盛，争奇斗妍；各种思想、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后归结于荀子。荀子在战国末期的学术思想中“最为老师”，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并深刻影响了西汉经学的形成和导向，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二千年。刘向、董仲舒等汉代经师提倡独尊儒学，并由各家学术与之互补的文化政策，促成了兴盛的汉代文明。

第二次是经学―玄学―佛学之间的内外交融，从东汉到南北朝，约564年。

汉代的经学开启了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并与西来的印度佛学交融，汇成隋唐佛学体系，形成了辉煌的唐代文明。

第三次是佛学—儒、道—禅文化之间的内外交融，从隋代到北宋约546年。

从唐代到五代，印度佛教与中国古典智慧相结合完成了中国本土化，诞生了中国文化史上最璀璨的奇葩---禅宗，并进而超越了佛教、融合儒释道三家为主的文化精神，形成了气势恢弘、包罗万象的中国特有的禅文化体系；中国文化的特质在禅，禅是中国先贤心髓的结晶。后传至日本，影响了日本几代文明，终而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实质精神―武士道大和魂。

第四次是禅文化—儒、道—理学、心学之间的内部交融，从北宋到明代，约520年。

理学早在唐代李翱和韩愈之时已透露消息，一直到北宋五子时才开始真正形成。理学以继承先秦儒家为招牌，同时吸收了道、禅的概念（此时的佛学体系已全归入到了禅文化的体系中，甚至连道家也都包含了禅文化的内义），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先秦儒家早已失去其本来面目，实质上，理学是以荀子延续的儒家为主的。理学而后继起的是深受禅文化影响的陆王心学。有明一代，阳明心学被时人冠以“阳儒阴禅”之讥。朱熹的“道问学”，即是所谓唐代禅门“渐学”的缩影。陆王的“尊德性”，即是所谓唐代禅门“顿学”的体现。朱陆之争，在根本意义上，其实都是围绕在禅门的入手处（方法论）对本体（实相）的“认识论”之间的论争。

第五次是禅文化（理学、心学）－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新经济时代西方科学文明及商业文明之间的内外交融，及中国文化复兴和光大的时代从1644年到2144年，约500年。

西学东渐自明代晚期，西方的传教士来华伊始。从清代立国以来，到民国年间（尤其是清代末期），中国文化思想界，就一直是西方各种文化思想的实验区。新中国成立前后，由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精华的结合；犹如唐代禅的革命，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思想再一次质的飞跃。

进入WTO之后，又是中国新经济文化千载难逢的时机；它使得当代中国无论在体制上、观念上还是社会行为上都得到彻底的解放和开放。这种解放和开放正是第五次内外交融的真正之契机。今后百年之内，正是以“知本”和“资本”结合为一体的“企业家”为主，全面承当复兴和整合（吸取西方当代科技和商业文明）中国新经济文化使命和任务。并由此促成了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中国文化的新生，将为人类和世界继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进而领导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化走向智慧、和谐与幸福之途。

中国文化精神发展的五个时代以及引领人类未来文明的契机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伏羲画卦以来，历经三皇五帝，通过夏商汇万川而成巨流，始成于周朝。周公旦备万法于一身，使得周朝文化蔚为大观，而后孔子又“从周”集当时各种思想文化之大成，渊渊如海，与其师从过的老子一起，为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路向奠定了万年基调。中华历史文化精神绵延五千年乃至七千余年，前后至少经历了五次大的和合交融。总体而言，先有诸子百家争鸣而内部交融，中有本土文化与外来佛学内外交融，后又经儒释道合成之禅文化、与理学及心学等内部相互交融，一直到现代东渐之西学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交相辉映，并与新经济时代西方科学文明及商业文明内外融和，最终将促成今天以及未来百年间的中国文化新的复兴和光大。

第一次内部交融时代：诸子百家 荀子 汉代经学

中华文化第一次大融合是内部交融时期，大致时间为公元前770（春秋）至公元前206（西汉），约570年左右。

中国文化精神发展的首次高峰阶段，是通过先秦诸子百家的交融汇归而奠基。春秋战国时期，道、儒、墨、名、法、阴阳等诸家思想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最富生命力的智慧，极其灿烂的文化都在这个时期繁荣昌盛，争奇斗妍；各种思想、各种学术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后归结于荀子；又从荀子学问的传承演变与汉代经学接轨，实际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先秦诸子之首老子与孔子的出世，既开启了诸子百家的先河，又创造了百家融会的契机。自此以后，道、儒、墨、名、法、阴阳等各家思想和学问相继而起，蓬勃发展，其中庄子、孟子又各自继承孔老之学，从不同的角度合会贯通，并从而发扬光大。到了荀子，又聚万流于一体，融百家为一道。

荀子在战国末期的学术思想中“最为老师”，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并深刻影响了西汉经学的形成和导向，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二千年。真正代表孔子的是荀子，而非孟子。荀子是真正儒家的传承，甚至有些荀子的学生曾赞叹说，荀子超过孔子。我在《心的回归》一书中，已经把荀子的精神写出来了。我们需要还原百家之学的本来面目，才能看清楚各家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发展。

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无论是人为的还是历史特定的作弄，孔子毕竟拥有过无比的辉煌和非常的名誉，虽然在他生平之世，不那么如意自在，几乎颠沛半生。“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后世今文经学家对他的赞叹；“六经皆史，孔子述而不作”，这是古文经学家对他的评价。

然而三百年后，真能继承和发扬这股万代“光和热”的思想体系的荀子，却没有他先辈的幸运和荣耀。这位在齐襄王时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的名世之士、王者之师，他所著的书“陈王道甚易行”，但“却疾世莫能用”；他所说的话“凄怆可痛”；他为人的一生“卒终于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

他的门下弟子更为其抱不平，甚至赞颂他德高智胜于孔子：“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

西汉之世，虽有刘向、董仲舒等美言推崇，但在后世更悠长的年代中，尤以宋明之世，荀子始终被歧视为异端，摈斥于道统之外。

殆至近代，谭嗣同更倡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虽为直言，稍嫌牢骚过甚，有失史实，且比之秦政，殊失公允。然虽如此，却也道出了荀学的深刻影响及重要性一面。

其实，几千年来，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上独领风骚的，真正做到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并为统治帝王所奉行的，不是所谓的“孔孟之道”，也不是常说的“外示儒术，内用黄老”，而是“儒术诚行，天下大富”的钟鼓之节——－荀子之学。

失落的荀子，当有其时代背景与历史因素，我们也可由刘向、杨倞等人的序言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看到一点精湛智慧的本来面目。孔子而后五百年，西汉刘向校对《孙卿书》时，改名为《孙卿书书录》，其序言说：“孙卿善为诗、书、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孙卿卒不用于世，老于兰陵，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玑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乎王；然世终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呜乎！使斯人卒终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可为零涕。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

刘向在序言中，尽情倾泻了对于荀子的推崇和赞许，毫无掩饰毫无保留地流露出对于荀子的感叹和遗憾，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整理完好的、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荀子》。

七百年后，唐代杨倞改《孙卿书》为《荀卿子》，其序言中说：“仲尼定礼乐，作春秋；然后三代遗风驰而复张；而无时无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门人传述而已。陵夷至于战国，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有志之士所为痛心疾首也。故孟轲阐于前，荀卿振其后。但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拔乱兴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盖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胶固王道，至深至备，虽春秋之四夷交侵，战国三纲驰绝，斯道竟不坠矣。”

杨倞乃真知荀子者，真得荀子精旨者。尤有甚者，他敢于揭露孔子在唐以前所处的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无时无位，但门人传述而已。”以及“陵夷至战国，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完全道出了孔子之学败落与萧条的景象。这是一般尊崇孔子者无法接受的真实情况，他们何曾想过孔子的智慧事业也曾有如此不济和无奈之时，孔子的风光是在元代才得以提高。

在这种前提之下，杨倞对于荀子的认同和肯定，无宁说他是中兴孔门心传智慧的圣者，因而才称荀子为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后人无暇读此序言，更蔽于所知，昧于道统，苟从世论，犹以孔孟之学为中国文化薪传之道统，遂使荀子之名千百年落寞至今，也无怪乎有识前贤嗟叹不已。

现代学者朱维铮先生说：真正的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我以为此说近于事实。真正的秦汉儒生所学习的五经及其解说，大多本自荀子，是为经学史家们共同承认。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发展到荀子而作了一次大的综合。后人尤其是宋明理学把他摒于道统之外，遂使荀子在儒学的地位不及孟子显赫，并因此引起后人对荀子学说的种种误解。可是，他实为孔子以后儒家的传经大师，实为战国末期的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实为秦汉时期为中央集权的一统政权准备了理论基础的儒家先驱人物，则是无法否定的。

汉初废挟书律，百家重新活跃，汉代经学融合了齐、鲁学术文化的精神而兴起。汉代中叶汉武帝时，刘向、董仲舒等汉代经师提倡独尊儒学，并由各家学术与之互补的文化政策，促成了兴盛的汉代文明。

其实，整个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由齐鲁、荆楚、吴越、秦晋、燕赵等地域文化交汇而成的综合体，是诸子百家的总汇。思想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是文化生生不息、与时偕进的命脉所在。

博极六经的荀子学说，通过董仲舒等人的创造性阐释及“天人三策”的政策性转化，成为两千年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因此，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我们应以批判的精神审视。孟子属于霸道，荀子属于王道，中国两千年来都是荀学，荀子之学是王者之师。中国文化里面的儒家六经都是荀子传承下来的，因而才有汉代所谓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第二次内外交融时代：经学 玄学 佛学

中华文化第二次大融合是内外初步交融时期，大致时间为公元25（东汉）至公元589（南北朝），大约564年左右。

汉代的经学的繁琐导致了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产生，并与西来的印度佛学相碰撞。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家鼎立而纷争不已，并由此得到了新的融合和发展，终而汇成隋唐佛学体系，为唐代文明的辉煌准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汉代经学随汉代的统治衰微以后，玄学在魏晋时代兴起，以王弼、何晏的正始之音发其端，老庄易“三玄”随之盛行于学术思想界。援道入儒的玄学是对汉代烦琐经解的一种反动，是以道家简明的思想改造儒学而致用。实际上，烦琐经解在儒学内部一开始就受到批判，如东汉中晚期的名理学识鉴人物、辨名析理，以其简单、抽象的名言抓住核心原理及原则，同时也为政治人事提供一种形而上的依据，名理学的兴起也是导致玄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时，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外来佛教兴起。据史书记载，佛教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我国内地。东汉初期，汉明帝曾经派人去印度求法。东汉末年以后，我国西域和印度的佛学大师来内地弘教者络绎不绝，西行求法的国内高僧也层出不穷，翻译出大量佛教经典，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同时被介绍到中国。佛教的传入既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也为中国文化的巨流注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

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与道家思想合流，而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作出的回应。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从佛教的传入到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已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因而儒佛纷争对儒学的发展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更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

儒学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另一面，玄学与佛学也在论争中相互融合并取得独立发展。

儒佛这两个世界上巨大的学派相遇时，在思想理论方面由于互有异同及交涉点，既产生了相互碰撞、冲突与斗争，同时也造成了两者相互调和、融会与合一。魏晋时期佛教佛学进一步发展，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其间因将儒家思想引入佛教义理，促进了佛学的中国化和儒教化，从此佛教在中国扎了根，成为中国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思想上、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佛教的鼎盛、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准备了条件，而且儒佛双方各自独特的价值也在融合和冲突中显现出来，共同成为继往开来的有生力量。将佛教的一些思想引入儒学，使传统儒学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也发生一些本质性的变化，为后来的儒佛合一作了理论上的铺垫和准备。

中国的思想文化结构，从两汉儒术独尊，到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并存，是一次大的转换。上层统治集团及思想家对于这种变动有一个适应和认识的过程，内部发生过多次的辩论，各朝实行过不同的文化政策，进行过调整思想信仰的各种试验。

隋朝结束了南北纷争的局面，统一了全国，但国运短促，不久唐朝便取而代之。唐朝初建，吸取前车之鉴，自觉实行三教并重政策，确立了三教共存的局面。一面用行政手段统一儒家经典的文字和注疏，由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至高宗时颁行，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课本，天下士子奉为圭臬，加强了儒家经学的主导地位；一面又礼敬道教，扶持佛教，使两教在此期间得到迅速发展。

到了盛唐，佛教进入鼎盛时期。与佛教相比，儒家经学遇到了不景气的难题。自汉末经学衰落以后，儒家文化就缺少有力的哲学层面，内部结构呈倾斜和不完整状态，它只能在政治、礼俗上占有传统的优势，却拿不出新的高水平的哲学理论来同佛学对话。

第三次内外交融时代：佛学 儒道 禅文化

中华文化第三次大融合是内外完全交融时期，大致时间为公元581（隋）至公元1127（北宋），大约546年左右。

隋唐时期，佛教达到鼎盛，出现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净土、律宗等若干大的宗派，高僧大德辈出，人才济济，理论学说异彩纷呈，一片繁荣景象；佛学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和权设方便的普及性说教，从士人到百姓皆蒙熏习，信徒不断增多，迅速遍及中国社会；尤其从唐代到五代，印度佛教与中国古典智慧相结合完成了中国本土化，形成了中国式佛教，而慧能大师又把这种中国式佛教进一步转化为禅宗。从此，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中最璀璨的奇葩―――禅。禅超越了原有的佛教，融合了以儒释道三家为主的文化精神，进而形成了气势恢弘、包罗万象的中国特有的禅文化体系；中国文化的特质在禅，禅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先贤心髓的结晶。

由于当时佛教的世俗化和大量知识者的参与，佛教走向了鼎盛，但因此也使佛学学风上重视繁琐的义疏和注解，使佛教各宗派和论疏日益浩繁，逐渐失去了人心和创新能力，加之僧侣因被推崇和生活优裕而走向了奢侈和腐化，佛教的革命就势所难免了。

六祖慧能大师顺应了儒佛道合流的总趋势，倡导众生皆有佛性、皆可顿悟成佛，对传统佛教的教理、仪式和修行方式等进行了彻底的变革，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而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变革和突破，真正完成了中印文化的交融，使佛教彻底简易化、完全中国化了。严格的说，六祖慧能是把中国化的佛教又变成了禅宗，而不是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的佛教。禅宗成了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最灿烂、最迷人、最有富有意义的思想，也成了后世思想家、文艺家、改革家等有志之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形成了具有无穷活力的禅文化系统，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

中国学问的高峰和精髓都体现在佛学中，而禅更是佛学精髓中的神髓。李翱深深意识到，儒学要再度兴起，必须寻找新的历史契机。他问道于禅师，自觉地以禅理证心，即用佛家的方法来修养儒家的心性。其《复性书》三篇，本于孟子性善说和《中庸》性命说，融于禅宗“见性成佛”思想和“无念为宗”修习方法，创造性地从思想理论上援佛入儒、以儒融佛，形成了与佛相通的“去情复性”之说。认为《中庸》是“性命之书”，其“天命之谓性”揭明性命之源。“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人皆有其圣之性而不能成圣，乃在于为七情所掩蔽，要想成圣不必他求，只需去情复性就是了。《复性书》虽只是融佛入儒的初步，但宋明理学几乎呼之欲出。

从韩愈排佛、柳宗元融佛到李翱援禅入儒，即可窥见唐时儒释道三家争论与融合的大致情形。他们各自都为儒学的复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为宋代理学的兴起，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思想的开放与创新意味着中庸精神的苏醒和贯彻，意味着对立面的涉入和融通，意味着新生和出路。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开放性、创造性一旦获得解放，新的生命、新的激情、新的智慧、新的思想就会如天河倾泻，奔涌而流，滔滔不绝，一泻千里。

从文化整体上来说，禅文化是中印思想精华的结晶，两大民族的精蕴共同演变成了中国的禅文化。历史上禅文化有这种作用，到了现在还应由禅文化担当主角，因为这是足以代表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智慧体系。禅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产儿，是我们的无价宝藏，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是我们永久的生命和自豪，是我们民族无坚不摧的智慧之剑，是我们鼎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擎天之柱。从隋唐以后佛教都以禅宗为主，一谈到佛教那就是禅，一谈宋明理学那就是禅，一谈中国文化那就是禅。

禅文化更影响了我们周边的国家，现在随着世界经济的互融互利，即将再次影响和带动周边国家并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请看，日本那不是禅是什么？铃木大拙作为一个日本的国宝，就是因为这个禅。唐朝鉴真和尚将佛教输入日本，可是没有太大影响，只有等到禅宗传入了日本，道元禅师、荣西禅师将禅宗日本化，从此禅宗精神融到了日本人的内心深处。特别是蒙古人推翻了宋朝，很多人不愿意伺候蒙古人，都去了日本，宋朝的精英包括朱舜水把儒家的东西、王阳明的东西，全部带到日本。朱舜水、朱熹的东西通通都是禅的加工品。这样日本人拥有了中国文化的精旨，最后到了德川家康架空了天皇，德川幕府统一日本。明末清初东渡的隐元禅师更具影响力，使得经过战国以来遭到破坏的日本文化得以复兴，整个把禅作为它们文化的生命力流传了下来，影响了日本江户文明，进而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实质精神―――武士道大和魂，终而开启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自兹冲出亚洲，迈入世界。

我们有必要在此简述一下禅的实践。我们谈禅，脱离不开它的方法。不能像一般学者那样，仅只讨论其现成的禅学思想，而忽视这种思想的来源，并有意贬低它的方法。禅宗讲过：“见与师齐，减师半德。”学生和老师一样的见地，学生就输给老师了。“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学生必须要超过老师，智慧心法才能传到学生手上，否则，将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还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有方法去实践的。实验室只能证明出一个方法论，公式就是方法论。那么，有什么办法把理论来实践，这就要靠方法。如果没有方法，只有方法论，那就是学者的理论，一个“论”字就是理论。一切本自具足，西方式的客观、主观，那是一种分裂的理论。什么叫客观？还有一个客、还有一个主吗？西方文明靠着船坚炮利征服世界、侵略世界的时候，真正的思想文明就断灭掉了。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禅文化，而禅的主要精神就是真修实证，也就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只是空谈公案理论，更重要是参悟实证，禅门有句话：“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说的就是禅文化的实证精神。目前几乎所有谈禅的学者都对禅蕴无知却大谈特谈，反而因此遗失了禅文化真正的旨意。

什么是为天地立心？那就是说要解决人类生存问题，解决人类的生存环境。日本人都可以在美国开办研究怀特海的国际会议，促使天主教、基督教借用佛教的东西，来呼吁深层的环保，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这个也就是为自己立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是人心，最大的污染源就是来自心灵污染。上帝能解决人心的问题吗？西洋文明、科技文明、现代物理学、化学能够解决人心的问题吗？那么解决人心的问题只有禅，禅本身就是科学，是广义的科学―――再现的可能。解决污染的关键问题就是人心的问题，真正的人心，就是天地之心。

第四次内部交融时代：禅文化 儒道 理学 心学

中华文化第四次大融合是内部交融时期，大致时间为公元1127（北宋）至公元1644（明代）大约520年左右。

理学虽早在唐代韩愈和李翱之时已透露消息，一直到北宋五子时才开始真正形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豪迈之语即诞生此时；理学以继承先秦儒家为招牌，同时吸收了禅道的概念（此时的佛学体系已全归入到了禅文化的体系中，甚至连道家也都包含了禅文化的内义），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不过，先秦儒家早已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实质上，理学是以荀子延续的儒家为主的。而早于理学的宋学如王安石等人，更受到禅文化的影响，其本人晚年追随真净禅师学禅悉为人知。

《大学》、《中庸》在宋朝以前还没多少人去读，虽然“大中”首倡之功应在唐时的韩愈李翱，如清人全祖望说：“退之之作《原道》，实阐正心诚意之旨，以推本之于《大学》；而习之论复性，则专以羽翼《中庸》。”（《李习之论》）但在当朝，《中庸》则是宋朝智圆禅师提倡出来的。正是受到韩愈、李翱的启示，以及宋代禅师的实际倡导，因为禅宗的影响，宋明理学才把《大学》、《中庸》列入四书之中，用以阐发心性之学，《四书》从此取得了与五经等同的地位，成为儒家经典著作而风行天下。朱熹毕生之著《四书集注》，影响极深极广。元代延佑年间复行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明、清两代沿习不变。

宋明理学把论孟学庸作为经典之书提倡，在思想目标上是承接韩愈复兴儒学的事业，而在具体思维中则是沿着柳宗元李翱的儒佛互渗这条路而通往新儒学的。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都是禅宗的东西，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我们知道，后世朱熹被捧成了圣人，那么朱熹是如何成就的？

一方面，《朱熹年谱长编》揭穿了其中的秘密，书里记载了朱熹十七岁时，便向大慧杲禅师的弟子道谦开善等高僧问道学禅。在南宋的时候，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援佛入儒的产物，整个根柢以禅为主。朱熹在祭道谦开善禅师文中说：我开始学的是《易经》、《论语》、《孟子》，究观古人之所以为圣，学习圣人之道，并感慨说：孔子那么了不起，我怎么学呀？于是开始从道谦开善禅师学道，天天跟他学禅。老师告诉他说真理不是言谈的，始知平生浪自苦心，去道日远，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参禅，就是参话头。朱熹确实是了不起，一个十七岁的小鬼头就敢参个话头。禅宗的参话头是中外思想家自觉不自觉普用的方法，参究明白事情的真相之后，各种理论和学说就诞生了，而人们对这个方法却往往缺乏反思和自觉。

另方面，朱熹幼承家学，其父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门人，少时又遵其父遗命，师从属于“洛学”一派的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他早年为学博杂，泛滥词章，出入佛老，从二十四岁起，他受学于罗从彦门人延平李侗，才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朱熹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喜的学问渊博，兴趣极为广泛，于学几乎无所不窥，在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和突出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朱熹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

以上两方面正是禅宗“实际理地不染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精神的体现。同时，理学家虽然主要采用了诸如“性”、“理”、“气”等思想概念，但他们的思想体系的根本内容还是吸收了早经禅所涵化的道、释两家的内蕴，这也是确凿无疑的史实。诸如二程夫子更出入佛老数十年，见人静坐，便道好学。

理学而后继起的是深受禅文化影响的陆王心学。有明一代，阳明心学被时人冠以“阳儒阴禅”之讥。

朱熹的“道问学”，即是所谓唐代禅门“渐学”的缩影。陆王的“尊德性”，即是所谓唐代禅门“顿学”的体现。朱陆之争，在根本意义上，其实都是围绕在禅门的入手处（方法论）对本体（实相）的“认识论”之间的论争。

宋明理学家大都贬斥佛老，这或许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宗和门户，不能不制造这样的舆论，而事实上他们相当熟悉佛学、老庄和道教，能够将经过禅化的佛老的思维方式与修养方法运用于儒家之学，既保持了儒学原有的优点，又兼有了禅化的佛老在理论上的长处，所以能够创建儒家的理学及心学体系。

第五次内外交融时代：禅文化 西学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中华文化第五次大融合是内外交融时期，大致时间为公元1644年至公元2144，大约500年左右。

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中，中华文化的复兴如东方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光芒四射，无可抵挡，百家之学包括儒家之学也都乘时而兴，重启新机、超越辉煌。从而中国禅文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西方的科学文明及商业文化在中国大地上交相辉映、交互融合，汇成了中国文化全面兴盛的大合唱。

西学东渐自明代晚期，西方的传教士来华伊始。从清代立国以来，到民国年间（尤其是清代末期），中国文化思想界，就一直是西方各种文化思想的实验区。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者表现出宽阔的眼界和宏伟的气魄，他们所解决的问题不仅在文化层面，而且还要救国，要“再造中华”。新文化运动是由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主要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其倡导者并没有完全否定孔子及其学说。如陈独秀肯定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李大钊更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孔子的微言大义随着被打倒的僵化的教条而消失，其负面影响是使明代以前的中国文化腰斩，自此丧失了民族精神和自信自尊。直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民族自信和自尊才得以复苏。

在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这里，毛泽东对从五四运动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作了概括，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红军过雪山就是一个悲壮的奇迹，这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严格说起来，蒋介石仅懂传统文化的一半，他只了解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信徒，蒋介石对付那些军阀什么的绰绰有余，可是碰到毛泽东这个大禅师非失败不可。蒋介石虽有王阳明的心学，可是面对智慧和激情的大禅师，他也没有办法超越，当代中国尤须培养智慧和激情结合的人。

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志，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胸襟，处处体现了毛泽东一生的心愿和追求。从他的一生功过（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和所完成的主要事业来看，我们不难找出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最精华的精神即《老三篇》的精神。当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精神所在，对于他一生奋斗（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的目标和经历，乃至对于他的人和思想，也就不容易产生过分的歪曲和误解。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精华相结合的产物，集内圣外王之学的大成；由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犹如唐代禅的革命，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思想再一次质的飞跃。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智慧地总结了许多古人未曾总结的思想、完成了许多古人未曾完成的事业。这种智慧决非来自天才，而是通过毛泽东一生之中的实践和实证所完成的。所谓天才只不过是九十九分的努力加上一分的灵光。毛泽东的一生成就是激情与智慧的结合。毛泽东的秘书说：毛主席自比六祖慧能，也就是他把马列中国化，这个把马列中国化就是禅的精神。林克回忆说：“我感觉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六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我对慧能及禅宗的微薄知识，都是得自毛泽东的‘灌输’。他说慧能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呵佛骂祖。

“慧能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的特征，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毛泽东谈吐幽默诙谐，有些话含蕴颇深，很值得回味，不能说与禅宗无涉。”

毛泽东具有禅师的风范，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军队叫解放军，他把人民军队称之为“人民解放军”，把人民战争，称之为“解放战争”，最能说明他的激情和智慧。把来自佛学中含有“解脱自在”之义的“解放”二字，用于人民战争和国家军队的命名，简直是创世杰作，更是绝妙的构思；没有伟大深远的激情和智慧，绝不可能创造出这么伟大深远的名称。同时，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碑文，更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千古禅师，对中国人民的英雄们以最高最美、简洁有力的赞颂。

毛泽东的激情和智慧，并非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而是从幼小到成年之时，终生致学的凝聚所成。他自幼博资群书，熔经铸史，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博古通今，致经国济世之学。他的读书范围涉及到史学、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且均具敏锐的洞察力。他在书海中畅游，汲取前人智慧，形成自己的见识和思想，显现了卓异的人格和精神力量，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的兴趣，即使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也会是个在学术界颇有识见声誉的学人。

毛泽东对待历史的鉴古通今精神，更为深刻而又辩证地体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观点与方法上。在《毛泽东选集》中多次谈到要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其中最为扼要、醒目并为人们熟知的两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对于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毛泽东一生的理想：一直在探求历史变迁的蓝图。把这种崇高的理想蓝图尽早、尽快地付诸实施。

毛泽东的激情和智慧所致，所引发的那些历史事件，正像是一个打着油伞走在苍茫古道中的大禅师，向群峦峰下无尽的众生，展示着他至情的棒喝和深远的机锋，昭示他们呼唤不回头，牢笼不肯住，通向万里无寸草处行，变大地为黄金，转长河为酥酪，为千秋万代造福人类而尽心。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吸取和超越几乎无所不包，从《毛泽东的智源》一书可见毛泽东的激情智慧之所来有自，从《毛泽东瞩目的人物》一书中，更可能触及到他智慧的脉搏。

毛泽东少年时学习孔子，成年时运用孔子，晚年时批判孔子，他的一生与孔子结下不解之缘。毛泽东的思想是汇聚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从中体取并融会贯通。因此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儿子一点也不为过。正如前文所说，毛主席所继承的，不仅有中国古代文化精英，还有近代以来西方的先进文化。正是这两方面的承前，才造就了现时代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并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时代。

经过那么多的事例，可以说明，毛泽东始终把学习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自己生命的重要部分。而他之所以能够承继中国古代文化的深蕴，理解其精神，一在广读博览，二在精思联想。在读古书时，注重古今贯通，以古证今，以今论古。他又坚持“厚今博古”，认为学习古文化，要在“古为今用”，绝不是眼睛向后看，以古非今。继承与批判，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正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使毛泽东得以深入地掌握中国国情。他对中国文化的掌握，不仅在于读书，而在于读了几乎所有中国的书：经、史、子、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还注意“无字的书，即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正是这种读无字书和有字书的结合，他本人的思想，首先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精华。

“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奇迹。他的思想却已注入了中国和人类思想的总体；他是一个阶段的历史，也是一种文化，永远地存在于中国和世界。当我们惊叹于毛泽东那伟大、深邃而又超越历史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时，更可以体会到他的无所不在的奋斗精神，和无所不为的创新意志。

当前，进入WTO之后，又是中国新经济文化千载难逢的时机；它使得当代中国无论在体制上、观念上还是社会行为上都得到彻底的解放和开放。这种解放和开放正是第五次内外交融的真正之契机。现在是国泰民安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欣欣向荣，而且国内已很开放了，可以公开谈禅了，中国人应该有所作为了。今后百年之内，正是以“知本”和“资本”结合为一体的“企业家”为主，全面承当复兴和整合（吸取西方当代科技和商业文明）中国新经济文化使命和任务。并由此促成了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

中国文化的新生，将为人类和世界继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进而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化走向智慧、和谐与幸福之路。

参考书目：

1、《礼记 檀公上》

2、杨倞：《荀卿子》

3、司马迁：《史记》

4、班固：《汉书 董仲舒传》

5、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

6、王绍璠编著：《呼唤企业家：心的回归》

7、中国孔子研究院：《儒佛导言》

8、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

9、瞿汝稷：《指月录》

10、班班多杰：《藏传佛教史纲》

11、崔大华：《庄学研究》、《儒学引论》

12、成林编著：《毛泽东的智源》

13、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

14、佚名：《儒学发展史》

15、陈晋：《毛泽东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