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当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复杂的几个概念之一。文化研究的难度不仅在于文化几乎存在于所有与人相关的领域，有着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而且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各式各样的文化观念。纵观国内外的文化理论与文化观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无疑最具科学性与解释力。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思想，但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却为文化问题的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恩格斯晚年关于“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论述，是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必要遵循。我们既要认识到文化有自身独特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也要认识到文化发展始终受到它之外的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而在把握文化实践规律的基础上深化文化哲学研究。

文化有自身独特的形成与发展规律

研究伊始，对文化研究对象作一定的说明是必要的。文化存在范围广、形式多，因而像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都以一定范围内的文化存在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这些学科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自然是不能低估的，但本文研究的文化与此有所不同，它面向的是一种大文化。所谓大文化，就是指特定民族或社会的人们对自然、社会与人生形成的一套总体式的看法与观念。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科学技术是如此，包括文化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如果说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是由人们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直接需要决定的话，那么，大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则是由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的间接需要决定的。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包括自然、社会与人生在内的大世界。只有建立一个有规则的世界，社会才能良性发展，人生才有明确的方向。没有规则的无序的世界，对社会则意味着混乱，对人生则意味着行无依规、魂无定所。大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回应了建立这种规则或秩序的需要。

与自然科学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把握自然界某方面规律不同，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主要体现在它的研究对象上，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世界。也就是说，大文化既要解决人们对包括社会、人生在内的世界的认知问题，也要解决人的发展特别是人们的生存与情感问题，是知识与价值的统一。

文化发展始终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尽管文化可以为社会与人生指明方向，但文化却不是万能的，不是所有文化都是科学的。文化从产生起就明显受到它之外因素的影响。早期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低，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人们在认识并建立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对自然力的理解与驾驭就占了较大比重。由于不同自然力的影响方式与驾驭方式不同，因而地处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民族就渐渐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这也是不少文化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平原文化、海洋文化、森林文化、草原文化与高原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的原因。尽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驾驭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但只要所处地理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些早期形成的文化类型对后来人们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当然，如果一个民族或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个民族或社会未来的文化就必然会发生较大的转变或转型。

随着社会发展，自然影响力逐步下降，社会影响力逐步上升。其中，经济与政治因素对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一种即使过去能成功应对各种挑战的文化，如果不能顺应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会危机四伏。解决文化危机，就要在科学认识经济与政治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妥善解决文化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之前，人们因不能完整把握经济与政治发展规律，而只能在回应挑战中艰难地修补文化的话，那么，唯物史观的创立就为科学理解文化发展与文化创新创造了条件。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发展中的经济与政治等因素虽然也有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但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它们是服从社会整体发展规律的。如果能完整把握社会形态发展规律，再以这种规律为指导改造和建构文化，文化创新与文化发展就有了可能。

在文化实践中把握文化本质、推动文化发展

客观地说，一个民族或社会一开始所建构的文化是包括社会秩序与人生秩序的，但这里的社会秩序与人生秩序往往是跟特定时代的社会形态相联系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秩序不仅不能促进社会进步，反而会阻碍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坚持文化自身独特的形成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把握文化本质、推动文化发展。

坚持以文化自身独特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促进文化发展，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并处理好大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自然也属于文化，从其产生看它对特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其目的是建立或巩固与特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根本制度。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不意味着它仅仅反映经济基础，而是通过经济基础这个“中介”实现对整个世界的能动反映，并由此建构起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秩序。意识形态始终是大文化建设的灵魂与核心，它不仅决定着大文化的建设内容与建设方式，还影响着大文化的性质与发展趋势。当一种意识形态不能从总体上适应社会发展的时候，就必然要求以先进意识形态代替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虽奠定了一个社会总体秩序，但它并不能穷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所有秩序，那些意识形态未尽的秩序一方面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另一方面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并在尊重文化实践规律的基础上组建成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正因如此，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