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多个省份陆续发布的2020年一系列重大投资项目中,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当前,为何要加快推进“新基建”?“新基建”究竟新在哪?投资资金从哪来?
中央密集部署推进“新基建”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2月23日,中央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资金和政策性金融,优化投向结构。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大试剂、药品、疫苗研发支持力度,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
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
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 摄
“新基建”有啥不一样
近一段时间以来,“新基建”备受资本市场热捧。事实上,中央对于“新基建”的谋划布局早已展开。
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19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
各省份近期陆续发布了今年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5G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项目成为引领新一轮投资的亮点。例如,多个省份在各自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列入2020年重点工作。
“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短期刺激作用明显,但是投资回报相对慢一些。而‘新基建’与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是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创造与满足新需求的重要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
李佐军告诉记者,受国内外复杂因素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加大。发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不可能再用过去依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举措。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壮大新兴产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离不开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强力支撑。这也是中央和地方加快部署“新基建”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看,推进‘新基建’,不仅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还能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促进新产业新领域发展,提升长期竞争力。”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分析,“新基建”的重点是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领域基建投资力度,这将有力支持结构转型和产业提升,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
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看来,“新基建”的价值不仅在“建”,更在“用”。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基建”不仅可以有效优化供给能力,也能够进一步引导和满足消费升级。
“新基建”不是“强刺激”
根据相关机构测算,2020年,我国5G投资规模将近3000亿元、特高压投资规模超600亿元、轨道交通投资规模在5000亿元左右、充电桩投资规模100亿元、数据中心投资规模约1000亿元、人工智能投资规模约350亿元。
更重要的是,“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刚刚“破题”,未来仍然蕴藏着巨大的拓展空间。有业内人士担心,“新基建”是不是“强刺激”?
事实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我国GDP总量已经逼近100万亿元,内需特别是消费对于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更加明显。如此庞大的经济总量,单靠投资拉动和刺激经济增长已经不切实际,还需要更多依靠消费的持续发力。
“经过多年发展,传统基建的边际效用和收益递减。而新型基建以技术创新为底色,既可短期创造就业和增长,也可促进结构转型升级,带动经济的中长期健康发展。”徐洪才说。
黄伟认为,以数据中心建设为例,数据中心既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也是“新基建”发展的核心IT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的腾飞起到底层支撑作用,“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许多地区的数据中心缺口将持续扩大。因此,加大在数据中心领域的基建投资,挖掘数字经济深度、延展数字经济长度,十分必要”。
唐建伟告诉记者,传统基建投资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而“新基建”的投资更多是市场与政府合力推动。随着民间投资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新基建”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将远大于传统基建。
资金从哪里来?
加快“新基建”推进步伐,资金从哪里来?在专家们看来,加大“新基建”投入不能走老路,要拓宽资金来源,创新投融资方式,有效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需创新投融资机制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金压力加大。各地为何对投资“新基建”热情高涨?
重要原因在于,“新基建”瞄准的是未来重要技术进步的领域,是推动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孕育着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而目前这些新动能发展所依托的基础设施仍然相对薄弱。
近年来,我国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基建”领域发展较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产业的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普遍强调投资收益和回报,以市场化投融资方式为主,这也激发了这些领域的发展活力。
在李建军看来,当前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比较高,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债务支持也是不现实的。“新基建”项目的融资必须依靠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并在融资方式上有所创新。
专家认为,发展“新基建”,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出台配套措施,对“新基建”给予有针对性的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支持,通过产业引导基金、担保基金等方式不断吸引市场资本参与到“新基建”的项目建设中来。
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对于“新基建”,要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绝不能搞一次性的过度刺激,而应做中期投资规划,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有节奏分批有序推进。
具体来说,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将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空间。当前政府杠杆率可控,且背后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支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加杠杆空间,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特定阶段基建项目。
“‘新基建’融资要更加多元化。”李建军认为,地方政府资金有限,要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指导地方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工作,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同时应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通过产业引导基金、担保基金等方式不断吸引市场资本参与到“新基建”的项目建设中来。
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需要跟上“新基建”的步伐,打破“抵押品依赖”。李建军表示,“新基建”项目与传统项目的不同之处是高技术创新,轻资产、缺少抵押品的情况比较多。银行的贷款产品应该更多从未来收益来考虑,开发以未来收益权为主的金融产品以及知识产权抵押的产品。如当前很多银行设立了理财子公司和投资公司,可以考虑从股债结合的角度消除信息不对称,为创新企业提供资金。
此外,融资方式也需要与“新基建”需求相匹配。基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期长的特点,李建军表示,应该重点发挥信托、保险等长期资金的作用。信托机构应设立专门的“新基建”投资信托计划或者投资基金,从单一项目入手,提供长期债权资金。信托机构还可牵头和保险等长期资金合作,参与投资“新基建”项目,以解决基金资金期限和项目建设运营期限不匹配的问题。
在直接融资方面,还应充分发挥科创板的作用,积极推动在“新基建”领域比较成熟的企业抓紧上市,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各类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投资资金,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企业。
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加快推进“新基建”,还需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在传统基建领域,民间投资仍然存在准入门槛。国家统计局此前曾公布分行业投资绝对额数据,2017年的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为60.4%。其中,在制造业、农业、文体娱乐业中分别占87.2%、76.0%、57.3%;但在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业、水利环保公用事业3大基础设施领域中仅分别占38.2%、20.3%、22.6%。
任泽平建议,要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同时,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
“对商业化价值低但又非常有必要的、涉及公共信息的、市场整合难度比较大的信息类‘新基建’,政府应积极主导或牵头。”任泽平认为,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在资金来源方面,要规范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还要创造好的环境。李建军强调,在推进市场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还要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项目投资的流程,提高项目投资参与的便利化程度,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市场资本参与项目的交易成本。
资料图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究竟谁来干?
“新基建”究竟由谁来干?不妨先来看看具体案例——
近日,由厦门市政府与神州数码集团合作打造的厦门鲲鹏超算中心投入使用。该中心既能为政府、企业等提供海量存储和计算支持,也能在政务、健康医疗、海洋气象等领域提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超算服务,将成为厦门“新基建”领域的标杆。
“厦门鲲鹏超算中心的建设采用创新模式,即神州数码作为投资、建设、运营以及提供超算服务的主体,政府购买服务并提供给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神州数码集团有关负责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这种模式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与信用优势和神州数码专业的云及数字化服务能力,共同促进区域及行业的数字能力升级。
这个典型实践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搞好“新基建”,政府和市场缺一不可。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PPP研究中心主任孟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看,一方面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新基建”投资和建设单靠政府主导不现实;另一方面市场本身就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有较强的投资和技术积累。因此,当前应该注重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共同作用。
目前,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对“新基建”进行系统谋划。3月6日,工信部召开加快5G发展专题会,部署了加快网络建设、深化融合应用、发展基于5G的平台经济、壮大产业生态等多方面任务。山东省济宁市组织召开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题座谈,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新基建”发展的实施意见,在规划、土地、财政、资金等方面,拿出一些含金量高、可操作性强的支持政策。
企业也正积极地奔向“新基建”。国家电网公司成立“新基建”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近期陆续披露了5G建设计划。阿里巴巴集团与杭州余杭区签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将在余杭区加快推动系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洪泰集团副董事长、洪泰产投董事长潘超认为:“由于‘新基建’具有更为鲜明的新技术属性,更强的专业性和需求导向性,在实施中应该更多依靠专业机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在统筹规划、规范引导、监管监督、风险防范和营造环境等方面。”
企业迎来重大机遇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认为,“新基建”是个新市场,理论上所有企业都可能成为参与者和建设者。但是,“新基建”无论是技术门槛还是资金门槛都比较高,大型行业龙头企业机遇相对更大。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科技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灵活方式,积极主动参与其中,比如项目混改、技术入股、知识产权入股等。汤继强认为,“新基建”将成为发展新动能和经济新赛道,让不同企业处在了新的起跑线上,是后发者奋起直追、变道超越的新机遇。
“在‘新基建’中,政府应该发挥关键作用,并带动企业投资。”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董事总经理周文渊告诉记者,因为“新基建”以信息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等内容为主,具有投资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的特性,需要政府发挥有力引导作用,为企业参与创造更公平、更高效的环境。
当然,企业要从“新基建”中分得一杯羹,还应强化自身本领。专家认为,企业应着眼“新基建”领域的建设目标,加大研发力度,夯实技术基础,优化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参与“新基建”的能力,用实力赢得机遇。
用改革寻求最佳发力模式
不同的“新基建”项目,政府和市场之手发力的模式和作用不尽相同。“要做好‘新基建’,充分发挥各方作用,还需从多方面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周文渊认为,要进一步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给予关联企业更多信贷融资支持,通过减税降费给企业带来更多发展动能,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并推动消费。
此外,对于基建领域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也需要进一步探索。“‘新基建’的本质还是基建。随着新技术发展、产业变革与消费升级,很多基础设施的形态、构成、管理运行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是持续性的。”潘超认为,现阶段的“新基建”既要重视如5G等新设施,也应该用新技术加大对现有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比如用人工智能改造现有的道路、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
孟春认为,要让政府和市场之手更好地协同发力,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非常关键。同时,要创新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形成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有效载体,更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
“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可以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寻找开放性的解决方案等方式,让更多企业获得平等进入的机会。”汤继强认为。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作出重要部署。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要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
未来伴随着系列改革扎实深入落地,政府和市场之手将为“新基建”打造更多创新、高效的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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