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与之伴生的科技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科技界的关注。在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进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何提升我国的科技伦理治理能力？如何培养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在“三位一体”发展中，教育应该如何发挥支撑作用？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刊》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胡海岩。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需做3件事

《中国科学院院刊》：科技伦理治理作为科技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科技向善，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健康、强劲动能的重要保障。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对于新时期进一步完善科技伦理体系，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强化科技伦理教育，您有哪些意见与建议？

胡海岩：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面临过去从未想象到的挑战。例如，最近几个月出现的DeepSeek，既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也带来不少困扰。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我们应该怎样使用DeepSeek？尤其是在科技写作方面，我认为必须受到科技伦理的制约。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对科技伦理治理作出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明确了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模式、监管框架、制度体系，是我国科技治理方面的一个里程碑。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是要根据该意见要求，把3件事做好，实现科技创新和风险防范的统一。

第一件事是治理能力的提升。科技伦理的治理，是一个多元化主体彼此协商、共同合作的过程。以DeepSeek为例，产品开发商的研发目标和价值取向，用户的体验感受和使用效果等，未必能完全一致。即使在用户层面，学术共同体怎么看？学者个体怎么看？我认为是有差异的。作为高校教师，我非常担心研究生用DeepSeek去完成论文写作。但对研究生而言，他们认为DeepSeek是提供方便的写作工具。因此，我们的科技伦理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高校、研究机构要有严格的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许多工作需要细化。例如，对科技伦理的审查应该进入对岗位职责的考核、晋级的标准中。

第二件事是科技伦理的教育。据我所知，在我国的医学教育中，科技伦理教育已做到全覆盖。但在其他教育门类，如理学、工学和农学的高等教育中，未必覆盖得很好。在研究型高校，可能覆盖得好些，但在教学型大学，可能还鲜有这方面的教育。今天，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即使在教学型高校，也正面临科技伦理问题。此外，在科技伦理教育方面，我们还缺少足够的教师：1.缺少能够系统开设科技伦理教育课程的教师；2.缺少能够把科技伦理嵌入到专业课中的教师。因此，我们需要全面加强科技伦理教育。

第三件事是科技伦理治理的研究。近年来，在许多领域，都不断有新技术出现，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例如，无人驾驶技术、自动翻译技术、脑机接口技术等。如何把它们的发展、产品和市场规范好，值得大力研究。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应该搭建交流平台，协同研究科技伦理治理中的新问题。

全球科技伦理治理的差异化格局

《中国科学院院刊》：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以下简称“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您认为，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在国家科技向善、科技伦理治理方面，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胡海岩：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承担了科技伦理研究工作。我们每年都部署若干个科技伦理研究项目，并主办1次科技伦理研讨会。2024年，我们尝试把国内研讨会拓展为国际研讨会，成效很好。当今中国科技发展已经与世界科技发展同步，我们面临不少科技伦理问题，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面临类似问题。这次研讨会，我们邀请了10多位国际著名的科技伦理研究学者，与国内的顶级学者在一起进行研讨。在生命科学与医学、人工智能等方面，形成了若干共识，甚至产生了共鸣。

当然，全球各国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差异巨大，科技伦理治理需要根据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进行规范。因此，我们不仅要发出中国声音，还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全球学术界的利益需求。

院士群体对国家科技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刊》：今年是学部成立70周年，您能否介绍一下，院士们是如何挺膺担当、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发展的？

胡海岩：学部成立之初，就凝聚了我国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我是从事力学研究的，谈到这个话题，自然会想到学部成立之初创建我国力学事业的前辈科学家。

1955年学部成立时，著名力学家周培源先生、钱伟长先生、张维先生、钱令希先生成为首届学部委员。不久，钱学森先生、郭永怀先生相继回国，并在1957年增补为学部委员。这6位力学家身上所体现的科学家精神，对于我国力学界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1956年，我国开始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钱学森等6位力学家都参与了这项重要工作。我记得，数百位科学家向国家建议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其中，钱学森先生领导论证了第37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张维先生领导论证了第32项任务——大型土木水利建设。他们站在国家高度进行前瞻思考，制定的规划经得起历史检验，非常成功。此后，在“两弹一星”工程、“863”计划和“973”计划等重要历史节点，学部的科学家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为国家科技发展提出了富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政策建议。

除了为国家科技发展献计献策，上述6位力学家在引领科技发展方面也起了关键作用。例如，在“两弹一星”工程中，钱学森先生领导开创了我国的远程火箭和导弹事业；郭永怀先生最初领导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工作，后来又参加第1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他们带领一批年轻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人间奇迹，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我想，这一个例子就能使我们感受到70年来院士群体对国家科技发展所起的重要引领作用。

遴选和培养优秀人才的3个关注点

《中国科学院院刊》：面向未来，对于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一流科技领军人才，您有哪些建议？您对年轻一代院士和科技工作者有怎样的期许？

胡海岩：我去年起承担学部的一个综合咨询项目，研究国防科技工业领军人才的“三位一体”培养工作。这里的“三位一体”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通过这项研究，我对青年学者成长有许多感受和期待。在这里谈2个方面的期待：1.对学术共同体的期待；2.对年轻个体的期待。

在我国学术界，不可谓不重视优秀人才的培养。但通常说到优秀人才，就会谈到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也就是社会各界所说的“帽子”。久而久之，人们把“帽子”等同于人才，并形成了惯性思维。在这种惯性思维下，几乎所有的高校、研究所都竞相攀比拥有“帽子”的人数。这导致我国学术界呈现全球罕见的层级化，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前进方向，产生了许多急功近利的行为。我为这种发展态势感到担忧。

因此，学术共同体应该自上而下地进行反思和整治。例如，在遴选和培养优秀人才时，应该放弃从量化指标去考察青年学者，更加关注候选人的最重要贡献，尤其是以下4点：1.是否拓展了科技前沿；2.是否解决了重要难题；3.是否坚持从事冷门基础性工作；4.是否打通科技创新链条不畅中的薄弱环节。我认为，评价优秀人才重在看其作出的贡献，而不应看其掌握的学术资源、拥有的学术奖励。

我们距离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只剩10年的时间。我希望在这10年中，青年学者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我对青年科技人员的期待有3点：1.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对科学研究的热爱、对追求真理的执着，淡化对各种“帽子”的追求；2.牢记使命，勇于创新，敢于在前沿领域开辟新方向，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3.重视科技伦理，恪守学术规范，尊重知识产权，善于团结协作，共同攻克重大科学技术难题。

“三位一体”培养人才的教育责任

《中国科学院院刊》：您在高校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中，您认为教育应该如何发挥支撑作用？

胡海岩：“三位一体”就是教育、科技和人才工作要相互促进，一体化发展。对高校领导来说，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计划要有科学技术的前瞻性。不能是今天赶这个产品热点，明天再换个技术热点。对于高校教师，也要有前瞻性思维。通常，教师具有比学生更加丰富的阅历，有责任从大空间范围、长时间尺度来引导年轻人对未来的思考，引导他们跑好人生的“马拉松”。这是教师的基本职责。

目前，高校人才培养与科技发展还有些“脱节”的地方，有些教学内容已经陈旧。即使对于数理化等基础课程，虽然其内涵变化不大，但应用场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基础课教师不了解当代科技发展，则无法按照“三位一体”的要求去培养人才。

当然，在人才成长中，内因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教师要激励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我刚才谈到的几位杰出力学家，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学术报国的理想，并为之奋斗一生。我认为，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犹如是一场“马拉松”长跑。青年学者要摒弃“不能输在起点上”的观点，更不要拿出“跑百米”的力气去争“帽子”。这样很难成为真正的人才，也很难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术成就。

打造世界一流的院士群体需做好3项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刊》：您对于未来学部的发展有怎样的愿景？

胡海岩：再过24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将得以实现。到那时，中国科学院学部，也就是我们的院士群体，应该是世界一流的院士群体。为了建设好这个群体，我认为要做好3项工作。

要落实好中央关于院士制度改革的要求，提升院士群体质量，维护院士称号纯洁性。尤其是对于院士增选工作，要做到更加科学、更加公正。要把那些攻坚克难、解决重大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候选人遴选出来。这是建设世界一流院士群体的前提。

要更好发挥院士群体的表率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表率”，将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1.做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表率；2.做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表率；3.做坚守学术道德、严谨治学的表率；4.做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表率。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深切体会到“四个表率”中“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重要性。因此，要投入更多精力推进“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工作，率先垂范，培育全面超越自己的优秀青年人才。

在加强科学道德建设方面，要根据形势变化，做更加扎实和细致的工作。例如，在科技伦理研究方面，要直面新问题，组织跨多学科队伍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我们的研究成果要与世界科技界共享，要在各个学术领域发出中国声音。

受访专家简介

胡海岩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长期从事飞行器结构动力学与控制研究，尤其是理论、计算、实验相互融合的工程科学研究。

文章源自：《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 胡海岩：加强科技伦理治理 遴选培养优秀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5, 40(4): 619-622,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50407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