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塑造了中华文明特有的精神气质、历史传统、文化特性。近年来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显示，红山文化所处的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期，也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定期对红山文化的研究阐释，对于深入把握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红山文化发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主要分布于西辽河流域，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距今5000—6500年。它以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天性和与邻区广泛交流的开放心态，塑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并最终融入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

红山

“中原中心说”在史学界盛行之时，红山文化往往被视为中原文化的一个分支。但是，随着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的发掘，考古学者也开始将史前文化研究重点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自此，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开始由中原地区拓展到燕山以北，中华文明的形成时间也由过去认为的距今四千年提前到距今五千年，中华五千年文明终成信史。特别是近年来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和朝阳市半拉山遗址的发掘，更加确认了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突出了它在中华文明发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个性特点。

就文化谱系而言，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文化，因此其文化面貌不但具有鲜明的土著特色，同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中原文化色彩。就形成机制来说，红山文化显然是以一元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共融的产物。

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标志性符号。而以赤峰市三星他拉发现的“C”形碧玉龙最为著名，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时代最早、体形最大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2003年发掘的牛河梁遗址N16M4首次发现了玉人和玉凤，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也为红山文化晚期进入文明时代增添了力证。

红山文化玉龙

龙形蚌饰

红山文化玉凤

红山文化墓葬的独特之处在于基本只随葬玉器，而且随葬玉器的种类与数量，也因墓葬等级和规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表明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礼器”的雏形。不仅如此，具有典型红山文化风格的玉器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贵族大墓中常有出土，“器”“礼”交融，进一步证实了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红山文化积石冢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一尊红山文化晚期的整身陶人，通高55厘米，是我国已知新石器时代体形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陶人，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祖神”，它的发现为中华文明的研究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山文化陶人

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与中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它的出现印证了早期中国南北方文化因交流和交融而迸发新的发展活力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很早就明确提出，陶寺遗址发现的龙鳞纹的源头就在于燕山以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龙题材的延续与传播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红山文化彩陶罐

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罐，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中亚大陆的菱形方格纹和红山本土的龙纹等三种图案，是欧亚大陆汇合点迸发出的火花，这意味着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红山文化是多种文化交错、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以“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凝练而不失形象地概括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西辽河红山文化的特征。对于这两种考古学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苏先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原和燕北两大文化区的连接与融汇，最终催生了红山文化坛庙冢这样三种代表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最高水平的遗迹，由此使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与互通有无的低层次文化交流不同，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产生了十分深远的文化与社会影响。这两个极富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文化群体一经结合便激发出了新的火花，使西辽河地区出现了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这无疑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

严文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中国的史前文化又是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红山文化就曾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忽略了它我们就难以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提出完整的、准确的认识。

红山文化起于多元、源于本土、独立发展，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水平和独具特征的文明形态。同时，红山文化的诸多因素融入了中华文化体系之中，同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区文化汇聚在一起，奠定了日后几千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稳步发展的坚实根基，为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积蓄了力量。红山文化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总之，红山文化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代表，红山文化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培育了伟大的精神，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刻地揭示出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为我们继续深入探索与解读中华文明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根本遵循。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以及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山文化的文化内涵中自然也体现着总书记所概括的这五项突出特性。

第一，连续性：红山文化上承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以来长达三千余年的深厚历史底蕴，下启小河沿文化及其后进入方国文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绚丽文明华章。在西辽河地区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与走向秦汉一统文明的浩荡历史进程中，红山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她见证了西辽河地区文化与文明的一脉相承与接续传递，因而表现出了突出的连续性。

第二，创新性：红山文化所属时期是西辽河地区文化个性急剧彰显、社会演进加速前行的阶段，灵动多变的彩陶纹饰、唯美抽象的玉质礼器、神秘莫测的神人造像、复杂规范的宗教建筑可谓争奇斗艳，这些新因素的集中涌现也正是红山文化脱胎于其前身文化而独立出来的显著标志，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催生了红山文化这个崭新的文化群体，因而表现出了突出的创新性。

第三，统一性：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达20万平方公里，在如此广阔的文化与地理区域内，红山文化在演进的过程中于不同时期及不同地域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但其核心构成要素即使面对时空变换的情况也依旧能够牢固地维持其稳定性，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始终保持向心性与凝聚力，因而表现出了突出的统一性。

第四，包容性：在红山文化的文化内涵中，除了从其前身文化中传承下来以及自身创新出来的因素外，红山文化还包含大量来自周边其他文化的特质，包括东北腹地的左家山下层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以及巢湖地区的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多方文化之长，因交流而增进理解，因接纳而促进融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异相补，和合共生，成为推动红山文化快速发展的强劲动力，因而表现出了突出的包容性。

第五，和平性：红山文化的遗址与墓地中基本不见暴力冲突的迹象，反映出红山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和睦。另一方面，红山先民的生业模式具有显著的多元化特点，狩猎、渔捞、采集、耕种以及家畜饲养相互补充，避免对于赖以生存的自然的过度索取。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相处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暗含红山文化先民的价值取向，因而表现出了突出的和平性。

红山文化的发现已逾百年，红山文化的命名也已近七十载，对于红山文化如此长时间的探索与解析使考古学界乃至史学界认识到，忽略了边疆地区，我们就无法完整地复原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脉络。只有着眼于全中国的整体史观，才能深刻地厘清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地理的区域性、文化的差异性、经济的多样性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上述这些因素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所逐渐形成的趋同性，最终缔造了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以史为鉴，稽古揆今，红山文化的上述特点，以及由红山文化研究中所获得的这些认识，既是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中华文明特质的重要着眼点，也是我们今天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历史经验。

（作者系内蒙古文史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