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回答了涉及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文化向度的世界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力量来源于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性，这一思想遵循历史逻辑，坚持辩证思维、实践导向和有机体理论，从而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殊规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道义力量源于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担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时代课题的理论结晶，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才能真正领悟其精髓要义，并将其贯彻到新时代的文化实践中去。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力量来源于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性，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殊规律。

（一）遵循历史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历史逻辑，首先体现在对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和升华。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这些经过实践证明的宝贵经验是做好今后文化工作的重要遵循。党在领导和推动文化建设的百年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主要有：第一，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习近平将这一经验凝练在“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和“七个着力”中，即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第二，始终站在推动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筹划文化工作。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习近平结合时代发展，强调协调推进“五个文明”建设，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命题，并在此高度上对新时代文化工作谋篇布局。第三，始终重视通过正面宣传团结动员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重大成就的宣传教育、对先进人物的宣传教育，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夯实了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结合时代发展坚持和发展了这一基本经验，提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是“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第四，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能力。“改革开放35年来的历程表明，许多改革都是由基层群众自发推动、自下而上形成的。”这一经验总结凝练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体现为高度重视基层创新，习近平明确要求宣传思想工作“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

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历史逻辑还体现在尊重历史，坚持大历史观。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和跃迁。如何处理古今（传统与现代）关系，怎样对待本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是各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要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他多次强调要敬畏历史、敬畏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五千年文明视为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的密钥。“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坚守中华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坚持从历史连续性的视野看待党百年奋斗历程与中华文明延续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新征程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号召组织人民通过接续奋斗让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连续性中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内蕴的文化主体性围绕着对历史的新责任来建构。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自觉达到了新高度，对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总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坚持守正创新作为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是遵循历史逻辑的大文化观。

（二）坚持辩证思维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科学阐发了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及相互关系。文化是相对于物质的精神，也是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强调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这一原理出发，习近平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方面，经济建设始终是党的中心工作，文化、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游离这一中心工作。“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明确要求不能让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中心工作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避免社会动荡，是中心工作顺利开展的政治前提。新时代中心工作需要全体国民团结奋斗，以高质量发展为奋斗目标。只有做好社会主义文化工作，才能为人民实现有机团结提供有利文化条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出发，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作出了总体构想。“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恩格斯这段话强调了在一个社会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文化对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习近平运用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分析了当前实际，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作出整体性思考、关联性分析，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经济安全是基础，文化安全同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是重要保障。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七个“聚焦”，其中前三个聚焦，即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构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形态。恩格斯那段话还强调了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之间也都相互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文艺、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工作、新闻宣传、网络信息等具体文化领域、文化工作的构想具有内在联系，构成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总体构想，各领域的文化工作共同指向构筑中国精神这一总题。

（三）坚持实践导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落实到行动上的文化建设指向。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主题，习近平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等原创性概念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和体现。首先，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依靠文化自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不仅第一次创立了解放人民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是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创立了文化维度上解放人民和人民实现文化维度的解放的思想体系。其次，有文化自信才有文化自强，文化自信是文化自强的前提。习近平特别提出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我们讲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挂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上”。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不能指望仅仅从认识论上来解决实践、实际问题，相反属于认识论的问题归根结底还需要从实践论上来解决。所以文化自信不仅是一种态度、认知，更是一种行动、实践。除文化自信外，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都不是由概念演绎出来的，而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提出的“第二个结合”也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结合，而是要求立足现实实践需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是要在二者的结合中有效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的重大实际问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文化建设原则。邓小平说过：“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的条件。”习近平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文化事业立足的历史方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历史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文化事业所处的基本历史方位。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决定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进入到追求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文化大繁荣、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条件。从国内看，我国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积累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长期稳定积淀下的社会基础，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可以趁势而起。“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从国外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关注目光更多了，树立中国文化形象、传播中华文化需要因势而进。一言以蔽之，“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直面问题的文化建设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是一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抓住了问题，就找到了实践创新的突破点、理论创新的生长点。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发现、解决我国文化领域中存在的新问题、突出问题和深层次问题的理论创新成果。针对文化领域存在的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不力的深层次问题，提出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部署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改革任务；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的突出问题，提出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针对文艺领域有数量缺质量，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提出文艺要出精品，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针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战略不十分明确，学术原创能力不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课题；针对新闻领域出现的泛娱乐化倾向等新问题，提出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让主旋律和正能量主导报刊版面；针对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这一新问题，提出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等。总之，坚持问题意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坚持有机体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不是一个凝固的结晶体，而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有机体。列宁总结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这一有机体观念，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华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

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传承创新和交流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基因是生命体存在的基本物质基础，既需要保持稳定，又会根据环境的变迁发生适应性变化。同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需要守护传承，同时也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发展，通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才能保持我们文化基因的生命力，并激活其生机活力。此外，“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现代阶段，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成为人类文明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各文明之间偶然发生的次要活动。因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下成功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决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孤立发展的封闭实体，而是不断充分汲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文明优秀成果的过程和结果。

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中华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是坚持“第二个结合”，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生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不是物理作用，而是化学反应。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综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文化问题未给予系统、详细的阐释。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坦承：“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由于这些客观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还存在“尚未探明的天地”（罗莎·卢森堡语），继续探索这些“尚未探明的天地”是唯物史观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共产党重大的理论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维度，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重大发展。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道义力量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追求和坚持真理而斗争，而且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回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何以可能的重要课题时，不仅揭示、强调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殊规律，确立了科学尺度、历史尺度，而且关注、探讨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和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利益，确立了价值尺度、道德尺度。质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具有真理的力量，而且具有道义的力量，坚持了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道义力量源自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担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任何一个文化思想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文化立场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察、分析和解决文化问题，领导和推动文化建设的根本立足点。

第一，坚持人民是文化建设的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高涨。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对新时代中国人民来说不是抽象的理论演绎问题，而是现实的存在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坚持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明确提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在“体”的维度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且在“用”的维度提出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要“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抓住制度建设这条主线，进一步部署“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改革任务。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事业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造福人民而不是维护少数人文化特权的文化思想，是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在文化领域的贯彻。

第二，坚持人民是文化发展的主体。具体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首先，人民是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创造主体。历史上，布鲁诺·鲍威尔等主张的唯心主义精英史观认为群众是精神的空虚、懒惰等抽象品质的人格化，将群众视作精神、进步的对立物，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面向过去高度肯定“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立足现在、面向未来高度肯定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依旧要靠中国人民来发展、延续和弘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化创造主体不仅具体而且具有时代性。习近平看到了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对文艺形态的改变以及催生了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认为在新出现的网络作家、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文艺群体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要求团结、引导这些新的文化主体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其次，人民的伟大实践和火热生活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内容。“文化之树长青的奥秘在于反映人民心声。文化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习近平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进行文艺创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不断进行艺术的积累。最后，人民是文化事业的治理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唯心史观“宣布理性至上来同人民至上相对立，为的是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坚持群众史观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文化事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只有文化生产力归人民所有、文化事业的治理坚持人民的参与，才能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维度解放的程度，实际地改善他们的精神生活状况。

第三，坚持人民是文化的评判者和鉴定者。现代西方大众社会（批判）理论对人民群众获得知识和文化鉴赏能力总体上是持怀疑态度的。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肯定人民也能够成为文化的评判者和鉴定者。习近平要求文艺工作者“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要求宣传工作者要深入实际、贴近群众，如此才能获得“好评”收获“点赞”，明确提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

（二）担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文明的高度谋划文化建设战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文明的主语是人、民族和人类。在民族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地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彰显了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道义力量。

第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赓续中华文明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旧邦新命，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确认对中华文明的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现阶段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包括中华文明的复兴，即让中华文明这一古老的东方文明赓续发展，焕发新的生命力和光彩，以充满活力生机的姿态站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舞台。为此，习近平多次强调保护好、传承好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叮嘱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与之相反，“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摒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的民族，不可能知道自己向何而去，一个抛弃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相反很可能导致历史悲剧。没有对中华文化的坚守，没有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我们国家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长期存在并持续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华文明的发展积蓄了新的发展动能，反驳了古老文明难以赓续这一偏见，指出了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必由之路，将让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焕发出新的旺盛生机。

第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李大钊语）。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有着独特的精神标识，创造了深刻的思想体系和灿烂的文化成果，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不仅为本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格局和进程，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容否定、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这是中华民族的重大危机，也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从“蒙尘”到“复兴”的艰难转变，不光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而且是对人类负责。因为随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没有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没有所谓的世界文化出现，“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中华文明曾经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重塑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格局和大趋势，打破西方文明等于现代化的神话，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格局，其道义力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在文化维度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在文化维度“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提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理念，其世界性道义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反驳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和文化霸权主义。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伴随着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一大挑战是各种文化、文明如何共处。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回答了这个世界之问：“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跳出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叙事，反驳了文化霸权主义。以资本为核心逻辑的西方现代文明“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从而“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决不是孤芳自赏的文化形态，而是积极参与文明交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取代冲突，以共存打破优越的原则。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为了占据文化霸权的位置，以我的文明消灭非我的文明，而是追求在交流互鉴中共建世界人民美好生活，找到人类新文明的最大公约数和同心圆，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实质性贡献。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向世界介绍了中华文明的特点，不仅是事实描述，而且是价值主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身作则不搞文化霸权主义的明确态度。亨廷顿曾指出，西方领导人将主要责任不是放在“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上，而是放在“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但实际上，“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西方现代文明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西方现代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包括其国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隔阂对立，国际上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中心—边缘结构对立。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文明维度的世界之问的深刻回答。

第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求自身文化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西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不仅强调现代化就是与自身传统断裂乃至决裂，而且用“传统—现代”模式来描绘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关系，认为西方代表的是“现代”（文明、先进），非西方代表的是“传统”（野蛮、落后），所以非西方国家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摒弃自己的传统，全面模仿西方。简言之，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人类现代文明等于西方文明。但实际上“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是相当非文明化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以“主—主”交流互鉴的平等视角取代西方“主—客”单向输出的不平等视角看待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关系，而且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传统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现代化经济建设取得阶段性巨大成就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文化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不得不承认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仍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众多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制定摆脱西方文化单向输出、持续渗透的困境，独立自主发展自身现代文化的文化战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既想推动自身文化现代化又想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论证了新教伦理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文化精神，实际上是阐释了西方的文化精神、文化模式对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将说明中国的文化精神、文化模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避免了套用西方现代化的文化模式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让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维度获得了主体性和典范意义，为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探索推动自身现代化的文化模式提供了中国智慧。

综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在规律性层面对文化发展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做出了回答，因而具有真理力量，而且在人民、民族、人类的层面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文化发展利益，因而具有道义力量。这一思想不仅探索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问题，而且关注如何让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丰硕成果转化为人民全面发展的实际结果的问题；不仅提出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建构课题，而且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问题；不仅强调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大发展，而且更为强调让人民群众共创共享文化事业发展的成果；不仅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之问，而且关注人类文明进步的世界之问。

结语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行。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所以行，是因为它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具有真理和道义力量，因此既具有解释世界的洞察力，也具有改变世界的指导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把道德尺度、价值尺度置于科学尺度、历史尺度的基础之上，对文化发展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殊规律揭示得越深刻，就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发展愿望，对文化建设、文化变迁的引领作用就越强大。正确的思想是伟大实践的先导，理论创新来源于实践创新又反过来促成实践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给文化建设领域带来思想解放，将以促动我们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文化工作新局面，将切实保障我国人民共享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成果，让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获得实质性进展，从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将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社会主义大国的文化形象，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优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实质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