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型现代文艺，从其实质看，应当是一种融汇百余年中国现代文艺精华而在更久远、更宽广和更具精神统一性的新平台上实施新构型的现代文艺。这就涉及其多重内涵：一是溯源于一种比过去通常的中国特色或中国性等表述更久远和更丰厚的中华型传统，相当于设定一种新平台或新构型；二是让其成为未来中国现代文艺的引导或导向，相当于灵魂性的东西；三是旨在开创中华型传统引导的更高远的新境界。这意味着通过溯洄本源或探询根底而在更高层次上开创未来现代文艺新境界，从而属于一种溯源开新的现代文艺。溯源，就是溯洄、追溯源头或根基；开新，就是开创现代文艺的新纪元或新境界。

溯源于中华型传统，在当前应当有着正面和反面两方面意义。从正面看，这是在运用考古学新成果而回溯式地为中国现代文艺重新构建中华型传统。正如一些考古学家所认为的，“距今53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流互动圈，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各个区域文明之间以及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这样的认识确实将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向前拓展得更久远和更加丰富多样。不过同时也应认识到“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学者坚持认为良渚、陶寺、石峁遗址所处的社会是处于‘部落联盟’阶段，中华文明始自夏王朝建立”。而在反面意义上，这相当于是在冷峻地反思既往百余年进程中存在的只顾追赶西方而遗忘和丧失自身中华型传统的深刻教训。也就是说，当前之所以尽力回溯中华文明的更久远时长、更丰富多样形态和更强大的精神同一性，恰是由于近现代以来它们曾经被严重遗忘的缘故，取而代之，来自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一度成为现代中国的新宠。如今重新发掘中华型传统，正是要给丧魂落魄的中国现代文艺输入新的灵魂，在它引导下升入新境界。

不过，这样难免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源远流长的中华型传统，是否自然而然地全都拥有生命力？另一方面，已经引进中国长达百余年并且还将继续引进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艺术，是否还有借鉴价值？张岱年在1986年提出：“同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的两方面一样，中国文化也是具有内在矛盾的统一体，其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本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是继续前进的内在根据。……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缺欠，也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可见他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包含精华和糟粕两方面。张世英也在1998年提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能否延续和发展，最终依据其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经得起时代性的冲击和检验。违反时代潮流，硬性地维护某种民族文化传统，是不切实际的”。他主张对于传统需要加以分析、判断以及调整。同时，他还认识到对于已经引进的西方文化也不应轻易抛弃，而应寻求中西文化各自优点的相互结合之路：“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代替和排斥主客的思维方式，当然不行，但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之优点与西方的主客思维方式相结合，则是必由之路。”他甚至还提出这样的中西诗意融通及互动设想：“如果我们能把中国传统哲学所充溢的诗意境界尽可能用西方传统哲学所擅长的理性语言和分析语言来加以剖解和表达，以期西方人理解；把西方传统哲学用理性语言不断分析言说的东西，用中国传统哲学所擅长的诗意语言和凝练的术语来加以浓缩和提炼，以期中国人领会，那很可能是沟通中西思想文化的一条可行的途径，也很可能是结合诗与思的一条可行的途径。”这样做肯定有其特殊困难，因为中西哲学毕竟有差异。但“只要能不懈地进行对话，中西哲学之间总是可以愈来愈接近的”。可见溯源于中华型传统，目的不是以此排斥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更不意味着在同外界“脱钩”的情形下关门发展，而是探寻中西融通的可能性。其实，从其久远源头和丰富多样性看，中华型传统本身就始终在吸纳和消化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资源，形成内外相互影响的局面。

至于开创现代文艺新境界，要求在现有百余年现代文艺基础上推进文艺新构型，也即开创中国现代文艺的新境界。张岱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6年就敏锐地发现：“我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了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新阶段……在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方面，我们是走在前面的，在这方面是比西方高明。但是，我们的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科学技术、经济管理还比较落后，我们是先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再补充这些必需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任务。”他认为，在推进这些改革的同时不能忽略“一个重要任务”：“重新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让它适应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方针已经明确，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就需要改造、提高民族精神，发扬、提高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那时提出的“重新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任务，与今天的开创中国现代文艺新境界之间恰恰存在一致性和预见性。在新近溯源的中华型传统引导下开创现代文艺新境界，就是要把中国现代文艺推向一种有中华型传统灵魂引导的新境界。中华型传统引导，就是在对于中华型传统有着清醒的自觉、强烈的自信心和坚定的自强力基础上自主地推进其自力更生，在与世界上其他现代文艺的百花争妍中尽情地绽放自我。

还要看到，产生这种溯源于中华型传统和奋力开创现代文艺新境界的认识本身，就是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和演变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现代文艺的历史进程，可以暂且划分出三个中时段：中国文艺现代Ⅰ、中国文艺现代Ⅱ、中国文艺现代Ⅲ。中国文艺现代Ⅰ大致从清末至改革开放时代前夕的1977年，属于通过文化启蒙、社会动员等方式开展解放斗争、社会革命和建设实践由此确立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权的时段，也是中国文艺先是师法西方文艺、后来是师法苏联文艺进而开创自身现代文艺新纪元的时段，自无而有地产生了现代文学、话剧、油画、电影、芭蕾舞、交响乐等新的文艺门类和样式，与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性进程大体相当。这个时段的文艺问题在于，师法西方时过于多样化而缺乏整体导向，师法苏联时则有过于单一化而缺乏丰富多样性，更缺乏和忽略中华型传统的导向。中国文艺现代Ⅱ从改革开放时代初期的1978年到2012年左右，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等进程而争取物质富足和精神自信等的时期，也是中国文艺重新面向西方文艺开放而拓展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时段，与中华民族“富起来”的进程大体相当。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引导下，这个时段涌现出“伤痕文艺”、“寻根文艺”、先锋小说、85美术新潮、85新音乐、实验戏剧、电影“第五代”、“舞蹈观念更新”等众多文艺新潮。它在重新面向西方开放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同时更暴露出遗失传统灵魂的迷茫。中国文艺现代Ⅲ为2012年至今的中国文艺，与中华民族“强起来”的进程大体相当，在面向未来的开拓中有意识地回溯于自身的中华型传统，接受其灵魂引导，由此开创中国现代文艺新境界。从中国文艺现代Ⅰ、现代Ⅱ和现代Ⅲ的演变看，对于这种溯源开新的现代文艺的认识经历了从中国文艺现代Ⅰ时段的古典传统斯文扫地、到中国文艺现代Ⅱ时段的遗失灵魂的迷茫、再到中国文艺现代Ⅲ时段的重新溯源于中华型传统的转变过程，这显然是一次从传统灵魂失落到再度寻回和重建的过程。也正是在中国文艺现代Ⅲ的推进中，中华型传统才真正得以明晰起来，展现出其应有的灵魂性引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