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文化遗产体系,保护不是政府的专利,更不是文物部门的专利。是亿万民众共同的事业,每个人都有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享用权!”9月15日,在2023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平行论坛上,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说,“保护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文化遗产。这样做了,它才能更安全,更有活力!”
这场平行论坛的主题是“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领域专家畅所欲言,深入探讨,挖掘各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致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不设限”成为大家不约而同的主题词。
9月15日,2023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平行论坛在京举行。记者邓伟 摄
从抢险到科学保护
单霁翔曾自谦是故宫守门人,他在演讲中说:“我们认真做好每一次外交接待。当外国来宾走进故宫参观,看到的是红墙、黄瓦和蓝天。用这三种颜色可以画出世界上任何一种色彩。”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发言。记者邓伟 摄
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而言,一直在通过多元化、国际化的方式,终止“哪儿坏了修哪儿”的抢险模式,实现高效且精准的科学保护目的。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声良的经历是最生动的例子——“1984年我到敦煌工作,洞窟上的沙子会掉到游客头上,有些小石子滚落,还会划伤壁画。”经过20多年的治沙,治沙范围不再限制在洞窟本体上,而是扩展到周边环境。“引入了最先进的治沙技术,用植物、石块等固沙,现在没有这种苦恼了”。他还提到,通过几十年的文物保护国际合作,该院针对土遗址、壁画和彩塑出现的各类病害探索出一整套科学的保护方法。
故宫更是“破界”圈先锋:敢拿自己“开刀”,3年环境整治拆除院内135处违建,紫禁城焕发了应有的魅力;开放空间越来越大,从2014年首次突破50%,到2018年超过80%;太和论坛上,单霁翔向20个文明古国的代表介绍,“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待,人的内心要和谐相安。大家认可中国的主张,共同签署了太和宣言。“中外观众到故宫参观,我相信他们看到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保护得如此‘健康’,一定会感动。”
申遗,也在努力中不断摸索成功的经验。“申遗有一项规定要求每个国家,无论大小,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我们必须作出积极的努力,让更多的遗产走向世界。”单霁翔诙谐的表述,引发会场一阵笑声,“2014年是个丰收年,两项巨型的线性遗产同时申报成功,一项是大运河,一项是丝绸之路。为什么一年能有两项成功呢?因为丝绸之路是跨国申报,用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名额。今年,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我相信一定可以成功。明年,北京的中轴线将申遗。这条路一直在继续,不断开拓我们和国际组织、社会共同努力申遗的步伐。”
从遗憾到“活”得精彩
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副主任蒋人和分享了几段打破国界的文物“唤醒”故事。她举例:“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有25件来自中国天龙山的佛像和浮雕,只展示了一部分。同时,中国石窟里的塑像丢失、缺失或者流失了。我们利用数字化技术,以虚拟方式重建这些石窟。”
在北京,类似的项目已经落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遗憾。蒋人和介绍,20世纪20年代,智化寺万佛阁藻井被拆下后,辗转流失到美国,在堪萨斯城的一座博物馆展出。该中心和西安交通大学团队合作,对藻井进行了3D扫描,通过数字化重构的方式,向更多人展示藻井是如何搭建的。“我们想构建一个国际性的网络和平台,增进更多人对中国文物的理解。”
科技加持,更多文物“活”起来。单霁翔说:“把优秀传统文化完整地保护下来、呈现出来,保护是第一位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等合作,建立了专业的数字化团队,为壁画“延年益寿”。赵声良说,目前已经完成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的整体数字化保护。“对莫高窟的200多个洞窟进行了数字化信息采集,仍在继续推进相关保护工作。因为有了数字化资源,在文物修复的时候,我们的效率大大提高,有很多先进办法对壁画进行诊断,同时数字技术也有助于考古工作的开展。”
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声良发言。记者邓伟 摄
还有更多文物“活”出了精彩。敦煌研究院就建设了数字展示中心。赵声良现场为其打“广告”:“我们推出了《千年莫高》《梦幻佛宫》两部电影。一部讲述莫高窟的发展历史,另一部将敦煌壁画和彩塑的精华展示出来。莫高窟开启了新的旅游开放模式,游客先看电影,再进洞窟参观,更直观地感受莫高窟的魅力,得到非常好的体验。”
从利用到永续传承
“文化遗产涉及方方面面,街道街巷、人们生活的房子,购物的场所都是。”单霁翔说,我们今天应该认识到,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传承才是目的。“就是把祖先创造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通过今天的生活,传承下去,交给子孙后代。”
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刘魁立的观点和他一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技艺、智慧、功能,还包含着传承人和受众非常浓厚的情感内涵和价值判断。文化创造会成为人类共同享用的成果,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是如此,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年俗都是如此。”
刘魁立说,非遗保护的核心动力是传承人,是师傅、工匠,是讲故事的人,也是参与文化活动的公众。“中国建立了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就是要创造一切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使传承人的文化实践活动能够获得真实的、完整的体现,进而能够得到发展,得到全面有效、连绵不断的赓续,使中华文化获得永续的创造力和不竭的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甄占民说:“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是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的必由之路,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我们需要文化来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北京文化论坛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埃内斯托·雷纳托·奥托内·拉米雷斯在视频致辞中说,文化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复苏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化和创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1%,占全球所有就业的6.2%。2022年9月,由150个国家一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认可文化是一种全球的共同财富,并呼吁将文化充分纳入公共政策的制定,以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圆桌对话
“建设博物馆之城,北京有独特优势”
“北京堪称当今中国城市与博物馆良性互动的代表,对于深入探讨世界遗产城市与博物馆之城建设极具研究和借鉴意义。”9月15日,2023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平行论坛的圆桌对话上,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联盟主席安来顺作为主持人,用北京开题,邀请5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世界遗产城市与博物馆之城建设”主题展开讨论。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率先应答:“建设博物馆之城,北京有独特优势。”北京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70年建都史,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135处,不可移动文物3840处;拥有217家博物馆,平均每10万人就拥有一座博物馆,形成多学科、多层次、广布局的博物馆体系和纵横有序、经纬交织的博物馆布局。众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博机构、文创企业,大批文博艺术专家、创意人才,是天然的智力优势。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发言。记者邓伟 摄
各种建“城”经验和设想,成为专家分享交流的内容。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长保罗·朱利里尼举例,2015年至2022年,该馆修复了博物馆宫殿,增建了一个带有礼堂、餐厅、教育室、技术室、修复中心的翼厅,重新向公众开放了3个花园,拓展了开放陈列,希望创建一个以博物馆为中心的文化区。“这里能够成为每个人的家,提供触手可及的服务。”
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长保罗·朱利里尼发言。记者邓伟 摄
博物馆之城,不能“千城一面”。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说,每座“城”都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和优势,打造出地区特色和国际水准。“要关注到‘人’这一关键要素。”
“要在明确各类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基础上,分类施策。支持鼓励2至3家综合性国家大馆做大做强做优,发挥行业头雁作用,树立北京博物馆之城的国际形象。”王春法建议,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要加强平台建设,盘活不同博物馆的文物展览资源,构建城域内展览资源的协调合作机制,“引导不同类型博物馆围绕重大主题开展展览合作交流,在实践中蹚出一条新时代北京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世界的视角认识中华文明
“我们常说‘漂来的北京城’,一条大运河把南北方串联起来。而且大运河南北流向,连接长江等河流。所以我们把它也看作渤海湾泛东亚地区贸易的一个交通道路。”当下的“考古热”,在2023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平行论坛上得以充分展现——作为下午圆桌对话的嘉宾,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键一大早就被媒体记者围住采访。
下午的圆桌对话现场,6位国内外知名考古专家以“考古见证人类文明”为题,开启了一场文明探秘之旅。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东亚地区稻作文明最高成就的早期都市文明和区域性国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肯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第一个发言,“良渚不仅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考古更为世界早期文明、早期国家和早期复杂社会的传统观念注入了新内容。”
随着对话推进,更多世界古城故事揭秘。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发掘玛雅文明重要城邦科潘遗址中一处贵族居址。这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美地区主持的第一个考古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理论研究室主任李新伟说,经过6年细致的田野工作,完成了全部发掘工作。
孙键将大家的目光引向“海上丝绸之路”——“南海Ⅰ号”是国内发现的第一艘水下沉船,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深海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它的发现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他说,就水下考古而言,北京大有可为,“我们现在的工作聚焦在渤海湾地区”。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键发言。记者邓伟 摄
“粟特商人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外籍教授康马泰参与了入华粟特人墓葬遗迹的研究,他说,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学者们得以研究和揭示中亚已消亡文明的物质文化。(记者李祺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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