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尔多斯草原南端，有一条蜿蜒的河流，它源于陕西西北定边县境内，流经内蒙古鄂托克旗、乌审旗，然后从八吐湾村东折流入陕北境内，与响水河汇合后向东南方向流入黄河的支流无定河。在地层松散的毛乌素沙漠上，冲刷出一条宽阔幽深的“U”字形河谷。这条河流就被称为萨拉乌苏河。
萨拉乌苏，蒙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水，由此可知这里的河水终年浑黄；在河的两岸长满了摇曳多姿的红柳，所以人们也称这条河为“红柳河”。就是在这条河流一带，曾经是古老而灿烂的鄂尔多斯文明的发祥地。
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等人发现并且发觉了这个文化遗址。其中有一颗石化程度很深的人的左上外侧门齿，经加拿大人步达生研究，定名为“ordos tooth”。4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将其译作“河套人”，并称这一旧石器时代文化为“河套文化”。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考古学者继续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察，相继又有许多新的发现，最后将这一文化遗址定名为“萨拉乌苏文化”。此后我国考古学家又多次亲临实地考察。发掘出的大量文物证明，早在35000年前，“河套人”就在这里生活着。而“河套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现在被称为“萨拉乌苏文化”。经过对地质、动物化石和石器的综合分析研究，萨拉乌苏文化被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主要在乌审旗的大沟湾村和滴哨沟湾村。
在大沟湾村发现了一处灰烬遗迹，遗迹呈椭圆形，长宽约为1—2米，灰烬中部下限，呈一盆底形洼坑。洼坑附近发现了三十多块破碎的动物烧骨，由此可见这是人类举火烧食野兽之处。同时在大沟湾村还采集到一、二百件石器，这些石器器形比较小，主要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等。尤以圆头刮削器、小雕刻器和楔形石核较为典型。这些石器虽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细石器有严格区别，但遗址中发现了柱状石核，说明有细石器的存在。萨拉乌苏文化的石器与比他早的北京人文化、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文化，以及比他略晚的山西朔县峙峪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文化的石器，有许多方面的相同之处。说明他们在文化传统上都属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也说明萨拉乌苏文化与内地有密切的关系。
“河套人”化石到目前为止共出土23件，它们包括：1956年在内蒙古乌审旗滴哨沟湾村采集到的一段残右顶骨、一段左股骨；1960年在乌审旗大沟湾村发现的一块顶骨化石；1978—1980年，获得的顶骨、额骨、枕骨、下颌骨、股骨、胫骨、腓骨和肩胛骨等19件化石，其中出自晚更新世原生地层的有6件；还有1922年发现的幼童门齿化石。通过对“河套人”化石的研究表明，他们生活在距今3.5年到5万年左右。他们的特征已接近现代人，但仍保留了一些原始性，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简单，颌骨粗壮，股骨臂较厚，髓腔较小，这些原始性表明，“河套人”属于晚期智人。根据“河套人”的门齿和头部化石特征来看，它与现代的蒙古人种（黄种人）相近。
在萨拉乌苏河河畔同时发掘出土的还有许多哺乳动物化石残片，如犀牛头骨和牙齿化石、原始牛马肋骨化石、象骨象牙化石，另外还有很多动物腿骨化石残片等。
依据动物化石记录：萨拉乌苏组动物群主要有：
1、纳玛古菱齿象——这是一类身体巨大，门齿略有弯曲的古象，与现代象相似，在鄂尔多斯发现的门齿化石长达2.4—3米左右。
2、披毛犀——体外披长毛的犀牛，这类化石在鄂尔多斯这个时期的地层中发现最多且分布较广，本世纪20年代在萨拉乌苏河曾发现一具相当完整的披毛犀化石骨架。
3、河套大角鹿——这种鹿个体高大，身躯粗壮，最特殊的是鹿角眉枝扩展，呈扁平扇状，几乎与头骨垂直，主枝为开阔的掌状而高耸于眉枝之上。这在鹿类中是独一无二的。
4、王氏水牛——它是为了纪念发现者蒙古族农民王顺而命名的，这种水牛牛角较为独特，横切面呈三角形。
5、诺氏驼——这种驼比现代驼头骨粗壮，个体高大，它是萨拉乌苏动物群中特有的古动物之一。6、鬣狗与老虎——在食肉类中，这类化石发现最多，在萨拉乌苏河的杨四湾一带，发现了一具第四纪虎化石中稀有的虎的后半身骨架。
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至少有45种以上，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化石之乡”。这些萨拉乌苏文化遗物和共存的动物群表明，萨拉乌苏河一带，曾经有很多的淡水湖，那里水草和森林茂盛，成群的动物活跃其间。
生活在河湖两岸的“河套人”就是在这样水草丰茂的地方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为人类的历史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萨拉乌苏古人类遗址的旅游开发还属于原始风貌状态，没有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但是是自驾游的好地方！
